2021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研究机构及高校的4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形式参会并发言。会议围绕德国对华政策与中德关系、德国政治生态变化、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走向、德国经济形势与气候变化、数字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将陆续向读者推送与会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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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贤人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德国的宏观经济评估报告,我选择其中基本的观点和重要数据,来总结过去一年德国总体的经济形势。
总体来看,疫情对德国经济影响较大,无论是从经济活动指数还是人员流动上来说,均是如此。德国经历了两波的疫情:一波是2020年夏天,另一波是2021年第一季度。从制造业变化来看,经过2021年第一季度的再次反复,从第二季度开始,疫情可以说逐渐得到了控制。疫苗接种率逐步提高,经济活动开始回暖,消费也开始复苏,商业和服务业同样显示增长的势头。
但是形形色色的供应链和产能瓶颈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巨大的扰动,对德国冲击较大。因为德国加工制造业比例特别大,其上半年产值甚至比2020年底还减少了1.8%,所以有观点认为,德国工业生产的复苏可能要延后到2022年,尤其是机械制造和汽车行业。比较以2019年第四季度为参考值下的德国不同行业的产值,可以看到汽车行业受影响显著。
总体来讲,德国经济要到2022年的第一季度才能恢复到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据相关预测,德国在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7%,因为工业制造业的复苏会推迟到2022年,所以明年经济会实现更高的增长率,达到4.6%。欧元区在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5.2%和4.3%左右。因为工业制造业受影响特别大,所以德国今年的经济表现在欧盟甚至整个世界来看都不是特别抢眼,预计明年会有更好的恢复。
经济回暖带动了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运费和全球原材料价格在疫情之后会有一个相当快速的增长,可以说是飙升。加上产能以及运力等各种限制,生产价格的上升导致消费价格的高位运行,德国通胀率在今年和明年将分别达到3.1%和2.6%,欧元区相对低一点,分别为2.4%和2.7%。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加上“去碳”进程的影响,德国将面临长期通胀的风险,而且很容易陷入工资和物价的恶性循环。对于德国和欧元区来讲,挑战很大。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如果出现权衡关系的话,很有可能中断目前尚且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但如果变化不太大的话,目前这样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年底。
在疫情冲击下,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过去一年多不断反复的疫情,还有供应链和产能的瓶颈,包括今年7月份以来疫情的反复,导致各个机构不断下调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测。具体而言,几乎每个月,各个预测机构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测的估值都在变化,经济增长预期在不断调低,通胀预期在不断升高。例如,2021年3月对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3.1%,目前下调到2.7%。如果上述提及的风险被克服,过去积压了两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会集中释放,从而带动接下来几年可能是很强劲的经济增长。未来两三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繁荣的周期。
在就业和财政方面,德国出台了短时工的特殊规定。因此在疫情期间,就业市场相对比较稳定,企业破产现象并不是很严重,甚至破产企业的数量小于疫情前,这就带来僵尸企业的问题。疫情结束后,随着一些保护措施的退出,德国明年和后年的企业破产率会有较大的飙升。劳动力市场在2021年上半年就开始复苏,就业增加表明劳动力的需求正在逐渐正常化。而且可以看到比较正面的变化是,疫情推动了数字化和基于数字技术的一些服务的需求,这对于德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财政政策尽管会维持比较宽松的基调,但随着经济复苏和一些防疫措施支出的降低,负债率也会逐渐下降。从目前来看,预计从今年的70.6%下降到明年的68.2%,德国的财政状况也在逐渐好转。
同欧元区相比,德国在失业率方面表现相当不错。德国的失业率今年是3.7%,明年是3.2%。如果把德国排除在外,欧元区失业率达到9.2%和8.6%。德国就业相对稳定,说明短时工稳就业的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从中长期来看,德国经济发展面临数字转型的挑战。目前采取的措施没有更多的灵丹妙药,可能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来应对:第一是加强终身学习和培训机制,使得国民和劳动力能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社会;第二是加速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坚持可持续理念。低碳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更多地要在财政可持续的理念下推动私人和公共投资,以及在国际合作的前提下推动气候保护。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绿色发展,更包括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胡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别研究室副主任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的“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已获得作者授权。